读音

　　 shí shì qiú shì

释义

　　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等。

示例

　　总结经验要实事求是，不可弄虚做假。

近义词

　　脚踏实地

反义词

　　弄虚作假 故弄玄虚 好高骛远

典故

　　 出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词，最初出现于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讲的是西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朝王阳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这原本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一个经学和考据学的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治史的座右铭。^[1]

辨析

　　实事求是中的“是”有科学、真理与理 想的三重内涵。我们探索、研究、追求的“是”， 一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是什么，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这是科学的范畴。二是客观事物的合理关系应该是什么，公平、正义、合理指的究竟是什么。这是真理的范畴。三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前途可能是什么，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什么。这是理想的范畴。司法实践中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积极预防犯罪”，体现的就是这三重内涵。

编辑本段党的基本路线

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人们对“实事求是”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对这一认识过程做历史考察，将有利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

由来发展

　　史书上最早见“实事求是”是班固撰《汉书》《河间献王德传》，那里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卷53，中华书局出版，第2410页)。从上下文看，“修学”指“修礼乐”、“学举六艺”，“好古”指“所得书皆古先秦旧书”。“实事求是”，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班固认为，刘德在学经典、修礼乐时，喜好先秦诸子的古书，对旧书“求真是”，“留其正本”。也就是说，刘德的“实事求是”是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讲的是实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随着明清“崇实黜虚”实学思潮的高涨，考据学也兴起，重新提出汉代的“实事求是”。清乾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则把“实事求是”当做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钱大昕(1728~1804年)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二十二史考异序》)并称赞戴震“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传》)；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学宗旨是“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学·别录》卷1，《与巡抚毕侍郎书》)；洪吉亮(1746~1809年)反对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晋涵“于学无所窥，而尤能推本述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9)；凌廷堪(约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35，《戴东原先生事略传》)。 　　阮元(1738~1849年)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集大成者，自称“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研经室集》《自序》)他系统地阐发了“实事求是”之学，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其内容： 　　第一，“实事求是”的重新提出。阮元在总结儒学发展史时，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疏”，推崇汉代经学之“纯粹”，赞扬清代儒学“笃实”、“实事求是”。他认为“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研经室一集》卷11《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这里的“二氏”，指老庄之说、“浮屠之书”。他说：“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岂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研经室三集》卷5《惜阴日记序》)，还说：“后之学者，喜空谈而不务实学，薄艺事而不为，其学始衰，降及明代，寝以益微”(《研经室三集》卷5《里堂学算记序》)。“降及明代”的后儒显然是指宋明理学的“空文”、“虚学”的弊端，力求恢复儒学经典的本来面目，探讨圣贤之道的真义。 　　第二，“实事求是”的方法。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研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因此为了探讨圣贤之道，必须在文字上训诂。训诂的具体方法是：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从训诂开始；研究训诂，当从声音文字开始。这种训诂非常重要，是进入圣人之道“宫墙”的门径。但“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因此不能迷信注疏，“从注可、违注亦可”，重要的是“求其是”。甚至说：“圣贤之道亦误矣”(《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一贯说》)。 　　第三，“实事求是”的成果。阮元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儒学若干重要命题做了新的解释。《论语》的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解释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研经室一集》卷2《论语解》)。忠恕是孔子仁学的基本，他解释说：“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于庶人之实政、实行”(《研经室一集》卷11《石刻孝经论语记》)。孟子论仁讲良能良知，他说“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实事也。舍事实而专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实者，实事也。圣贤讲学，不在空言，实而已矣”，“故此实字最显最重，而历代儒者忽之”(《研经室一集》卷9《孟子论仁论》)。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贯者，行事也，即与格物同道也”，“元之论格物，非敢异也，亦实事求是而已”，由此得的结论是“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研经室一集》卷2《大学格物说》)。阮元强调实事求是，就在于强调实践、实政、实事、实行。 　　第四，“实事求是”的影响。阮元讲“实事求是”主要是在经学研究范围内，作为考据学的训诂方法提出来的，但也影响到其他领域。他从重视“实行”、“实践”出发，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天文学、数学问题。在他的科学史专著中指出：“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畴人传·凡例》)，把天文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归于实事求是之学之中，大力提倡“实测”，注意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就。这些思想非常宝贵，值得重视。 　　以阮元为代表的隆嘉考据学派重新提出实事求是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不仅系统化了训诂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学末流的“虚文”、“空疏”和八股文。其方法显然烦琐复杂，但强调“佐证”、“实证”，具有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对实事求是给予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

基本内容

　　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借用中国古典，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这一口号后来被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表述。新时期之初，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党的成败得失，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进入新世纪，江泽民针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又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内涵。

主要原则

　　托马斯（1983）认为，制订媒介计划要抓住八个关健：（1）计划不是固定的程式，而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2）要密切联系自己的实力，不要想一步登天；（3）要以较小的可控的步骤来实施；（4）建立评估计划先进性的基准点；（5）创立“什么??假如”的方案来处理出现的问题或事件；（6）充分尊重大多数员工的意见；（7）“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是一个落后的观念，也就是说战略计划的制定要避免由于财政的考虑而影响计划的制订；（8）制订计划既要基于事实，也要重视感情与直觉的判断。基于托马斯的论述并结合我国编辑策划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编辑策划战略目标的制定，要注意如下几点： 　　实事求是原则战略目标一定要根据具体发展情况来制定，要根据编辑部特点、力量、资源情况而定，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根据个人的主观愿望、理想和热情来确定策划思路，而要对出版单位的内在情况以及外部条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论证，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和切实可行的目标。目标不是花架子，不是摆给别人看的妆饰品，而是编辑工作发展的基本构思，因而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曾参与过不少媒体的栏目策划与版面策划，发现不少的编辑甚至一些媒体的领导和所谓的专家们往往不切实际，好高骛远。把发展目标定得太高，离媒体的实力相差甚远，往往是策划方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去数月时间去反复讨论，人疲马乏了，但结果呢在实际操作时难以落实到位。在这一方面，《北京特快》节目的策划人就有很深的教训，他说：“当初我把一位从《生活空间》调来的编导安在《特快专访》版块负责人的位置上，我们提出的追问、逼问、刁问的设想不仅与他的想法格格不入，而且他也实在做不来，可他碍于情面，不愿表明他在这方面不行，于是只好在实施过程中阳奉阴违，偷梁换柱，找各种理由推托，使好的策划在节目还没有播出就胎死腹中。”

确立坚持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的“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科学解释，赋予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内容。 　　(一)毛泽东论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在反对主观主义斗争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提出共产党员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同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反对“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内容。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时指出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的民族达到解放之路。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只有实事求是，依靠客观的实践，不依靠主观的夸张，才能发现真理。 　　延安整风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都谈到实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学的阐释。他在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时，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这一科学的阐释，给古老的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谓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光辉典范。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6页)。 　　最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问题，也是党性的表现。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任务，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我们的任务”。“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党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813页)。实事求是，“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与此相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没有党性或党性不纯的表现。他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也就是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共产党员的学风、党风、党性。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发动的“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7页)。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普及，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空前团结，迎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邓小平论实事求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他还根据当时党的现状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谈到学风问题时，他指出“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7页)。后来，他展开论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6页)。这样，就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 　　2．全面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结束，刚刚开始拨乱反正时，针对“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邓小平把解放思想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他在高度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时，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还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这一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指导了拨乱反正，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全面改革的进行。 　　3．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也是逻辑起点，贯串在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他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于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体系。

历史逻辑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时，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逻辑的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事实的理论再现。历史和逻辑的一致、统一，指内在规律的一致、统一。因此，研究历史，尤其是认识的发展史，是探索历史发展的逻辑，掌握认识规律的重要方法。 　　考察实事求是的发展过程，有如下特点值得重视： 　　1．从历史上看，首先是从治学的态度、方法开始，提出“实事求是”。汉代刘德那里的“实事求是”主要是版本考证，到明清代隆嘉学派那里就作为治学的宗旨和基本方法提出来，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实事求是”当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提出来，成为整顿学风的重要内容。他还给延安中央党校题“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党校的校训。邓小平也是在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时，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历史看，不论是在对实事求是的整个认识过程中，还是在每次重新提出实事求是时，首先针对的是学风问题。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前后指不同的学问，隆嘉学派那里指儒学学风，毛泽东、邓小平指马克思主义学风。学问的性质虽有不同，但遇到的问题类似，就是作为一种学说，有无实际内容、能否实用、取得实效。这实际上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的问题。一种学说、思想若脱离实际，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就是党性的表现。这对理论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应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2．从历史上看，每次提出实事求是，都是一次思想解放。作为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组成部分的隆嘉学派，反对宋明理学末流的“虚学”、“空文”，曾在一定范围起了思想解放作用。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尤其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了在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邓小平从“两个凡是”的枷锁下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系起来阐述了两者的必然联系。由此可见，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必然联系，两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正如江泽民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议上的讲话)。 　　3．实事求是是长期的艰巨过程。儒学范围内的实事求是主要指治学态度和方法，但当时也没有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重新解释实事求是，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得到普及，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并没能始终如一的坚持。经过挫折和失败，邓小平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经历了艰巨斗争。因为客观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在不断变化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实事求是，不断地解决新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道理上承认实事求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实际行动中也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全党要坚持，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每个党员也应该坚持。邓小平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7页)，作为个人来说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实施后果

　　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贝克尔（Jasper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分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杜波斯（W.E.B.DuBois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校训

　　首倡“实事求是”校训的是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第二个推崇“实事求是”校训的是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宾步程。 　　1914年，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校训 　　 赵天麟（1886-1938），字君达，天津人，是中国早期官费赴美的留学生。1906年初，赵天麟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09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并由校方赠其金钥匙以作纪念。1914年3月13日，赵天麟因其高尚的人品，突出的教绩，被任命为北洋大学的校长，年仅28岁。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广纳海内外硕学鸿儒任教，尤以美、日、英、法、德、俄等工业发达国家学者任主课，科技课程大多使用外文原版教材。由于治学严谨、校风朴实，北洋大学的教育质量可与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相媲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毕业生可免试进入欧美一流大学攻读研究生，曾被誉为“东方的康奈尔”。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写道：“赵天麟任校长期间（1914-1920），总结了北洋大学近20年的办学经验，概括出‘实事求是’四个字，以之教导学生遂成为‘校训’，一直承袭至今。” 　　赵天麟首倡“实事求是”的校训，早于1919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民主”的口号。面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工业文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中国人需要一种治学精神和科学的态度、方法。赵天麟在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不失时机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校训，用以指导办学，引导学生，应当予以高度肯定。 　　赵天麟首倡的“实事求是”校训，既科学又精练，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在大学校训中引领新风、独树一帜，倡导了一种中国本土化的科学精神，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的天津大学在治学、育人诸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为校训，还反映了他对中国教育传统的重视和继承。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在以“工程师的修养”为题的演讲中强调，北洋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实事求是”是其必备的道德品行。这种对于道德的追求是我国大学校训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大学的校训中实为罕见。^[2]

编辑本段岳麓书院匾额

　　1917年，宾步程为岳麓书院手书“实事求是”匾额 　　坐落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坡的岳麓书院，创办于唐末五代，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至今，沧桑千年，弦歌不绝。由于岳麓书院学风严谨，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因此受到了各朝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宋真宗、宋理宗、明世宗、康熙帝、乾隆帝都曾为书院御书匾额。 　　走近书院讲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檐下的“实事求是”匾。此匾为湖南公立工业学校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由校长宾步程所撰。 　　没有证据表明宾步程是受到赵天麟的影响，很可能是由于相似的留学经历与时代背景， 使他们的思想不谋而合。 　　宾步程（1879-1943）于1903年留学德国，最初学习陆军。但他深知“兵战不如商战”，决心利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中崛起、工业技术雄踞世界前列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改入柏林帝国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他刻苦攻读8年，其间还参加实习和考察，足迹遍及欧洲20余国。1910年学成归国。 　　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并将学校迁到岳麓书院，后来更发展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因此，宾步程也可以算作湖南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 　　早在幼年学习时期，宾步程就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论述烂熟于心；清末的新学思潮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到德国这样一个注重工业技术的国家攻读，以及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更加深了他对“务得事实，每求是也”的思想的崇信。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宾步程深知“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对陶冶铸造学生从客观事实出发、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导。 　　人们还会注意到，在讲堂两旁还有宾步程写的楹联： 　　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这副楹联与“实事求是”的匾额相呼应，告诫工科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注意方法，解决工具问题。 　　宾步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并不很大，但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影响却极为深远。1916年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同伴们研讨革命真理。很自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泽东的心灵中。^[3]

编辑本段中共中央党校校训

　　 1943年，毛泽东亲笔书下“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研究得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虽然凿好了，但可惜毛泽东的手迹被搞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这四块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使这座建筑物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虽说毛泽东效仿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但仍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4]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3] 　　珍贵的“实事求是”石刻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中，陈列着四块二尺见方的题字石刻，上书“实事求是”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实事求是”是1943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的词。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物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这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被搞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这四块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使这座建筑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直至今天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进犯延安时，党校师生为使题字免遭敌人破坏，又将四块石刻从墙壁上取出，埋入地下。果然不出所料，胡军占领延安后，礼堂被全部毁坏。解放后，在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办起了延安师范学校。师生在建校劳动中挖出了这四块石刻，并把它们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

编辑本段中国人民大学校训

　　“实事求是”并非从学校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作为校训，但是从陕北公学到如今的中国人民大学，但“实事求是”的精神始终教育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毛泽东同志在给陕北公学成立的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当时的校长成仿吾也指出：“陕北公学的教学工作有三条原则：一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二是教学内容少而精，三是教与学一致。”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后，也明确地把“注意理论同实际相结合”作为教学方针之一。在北方大学教职学员全体大会上，范文澜校长提出，北方大学的办学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校风即为“实事求是”。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校长提出华北大学的校训为“忠诚、团结、朴实、虚心”。吴老将其中的“朴实”解释为“不虚伪、不轻浮、不好高骛远、不粗枝大叶，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要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要辩证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学习、工作。”1992年6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庆55周年前夕，经学校党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实事求是”被正式确定为学校校训，同时，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汉白玉巨石，也被矗立在了学校东门的正中。^[